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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述了河南博物院赴意大利罗马威尼斯宫博物馆"汉唐中原"展览,策划中思考的重点问题和解决方法,以及展览通过意大利设计师形式设计的包装,所呈现出中西、古今和谐统一的展出效果,并指出该展览为今后的展览设计的可供借鉴之处。在鲁西南发现一面东汉晚期带界栏的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为探寻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起源地了重要线索。"文人画"在明代绘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作品与所题诗文往往形成互文关系,体现出较为复杂的含义。 博物馆藏明代赵金《江村渔乐图》历来少被关注,而此图可能是其传世作品。赵金为明代隐士,长于诗词文章,与当时名士多有往来,在当时江南文化圈中具有相当的声望。本文认为,将《江村渔乐图》置于整个文人"渔父文化"的脉络中进行阐释有其合理性。该作品所显现出的特征及其图像与之后的题跋,不仅是对赵金、文徵明等人精神追求的诠释,更体现了当时文人在"入世为"与"出世隐居"之间徘徊不定的复杂心态。编钟是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必备的"编悬"乐器,被奉为"八音纲纪",也是清朝宫廷礼乐的重器。编钟专用于清宫礼乐规制的中和韶乐,是天地尊神和帝后皇权身份的象征。为此,清朝宫廷不惜重金、不计成本,大规模地铸造编钟,并根据各处坛庙、宫殿不同的场所和使用功能,在材质、规格、纹饰上进行了区分,有清一朝更有着历时性的变化。然而,一则由于编钟实物或流散四方或深藏禁宫,世人难以一睹真容;一则由于《律吕正义》及后编、《皇朝礼器图式》《钦定大清会典图》等清朝礼书存在着失载、误载之处,编钟究竟是如何具体使用的,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本文通过细致辨析现存编钟实物,并与清会典、造处档案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清宫编钟使用的真相,订补文献记载的不实之处。辛亥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 ,创建了亚洲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划时代意义。民国成立之初,和地方政机构、颁发了不少辛亥纪念章。大部分辛亥纪念章的主图案为旗帜,主要有十八星旗或五色旗,还有不少是二者交叉兼用的。如果从纪念主题上来说,辛亥纪念章大体可以分为光复纪念章、中华民国纪念章和改元纪念章三类。辛亥纪念章的旗帜图案和文字主题虽然样式各异,但其中含有民国色彩的较为常见,如五色旗的背景图案、共和与改元的纪念主题,而带有浓厚"排满"元素的并不多见。这种差异性和集中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辛亥阵营中派与立宪派对 价值理解的分歧,及其"排满"逐渐让位于以创建民国与五族共和作为主流宣传的历史走向。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收藏一件周代玉人,该玉人以和田青玉圆雕而成,宽额方脸,头戴高大帽冠,正背面纹样相同,规整,精细。砖文是古代书写的一种形式,其运用的模印、刻划等不同技术,使书法风貌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色。目前所知 早的砖文始于战国晚期,西汉中期随着砖的普及应用,砖文作为一种以砖为载体的民间书写形式与经典书法并行发展,部分砖文率性洒脱的书体,使我们得以一窥汉唐间真实而鲜活的民间书风。 博物馆藏砖文类型齐全、来源分布广阔、时代延续不辍,本文择代表性藏品进行梳理,从书法风格、书写技术等角度进行分析,同时揭示砖文背后的历史。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耳饰大体包括玦、耳珰、耳环及耳坠。玦又分为素面、阴刻环纹及配宝珠三种类型。耳珰可分为圆柱形和圆环形两种类型。耳环表面有的为素面,有的刻环形纹或花瓣,有的镶嵌两排宝珠。耳坠则分为挂穗形、尖锥形、桃心形和宝珠形四种。其中,素面耳环和宝珠形耳坠一直流行。在古代龟兹,只有王公 佩戴耳饰,而且地位越高佩戴的耳饰越复杂,说明佩戴耳饰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尖锥形的耳坠仅有女性佩戴,说明不同的性别在佩戴耳饰的种类上有一定的差别。龟兹地区民众在耳饰的佩戴上表现出强烈的选择性和一定的创造性,他们没有佩戴玦和耳珰,显示了与古代新疆地区耳饰传统的一致性。与此同时,在耳环样式的选择上,又选取了源自印度和中亚的样式。至于耳坠,则是在借鉴印度中亚耳珰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而形成了具有本地审美取向和社会风尚的类型。多年来,陕、甘两地连续出土长方窄片状玉人四批,学者多以为是"人牺"或"人殉"。然而分析此类玉人的性质,既不能脱离其祭祀性质的出土单位,也不要忽视器物选材的特殊性。"巫以玉通神",周公制礼作乐,更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从此玉、巫、神三者绑定,成为独具特色的礼仪制度。古人举行祭祀活动都要有一定的仪式,如杀牺、燔烧、掩埋、唱歌、跳舞等,巫是必不能少的角色。本文根据出土遗迹单位的祭祀性质和玉人选材的特殊性,首先追溯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质人像或图案的宗教意义,而后列举了周、秦、汉祭祀属的设置以及民间的巫觋活动,认为此类玉人代表的不是人殉和人牺,而与巫祝有关,取招引候神之意,是先秦时期暴巫、焚巫陋习的孑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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