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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廷美为宋太祖赵匡胤四弟，被诬而死，宋真宗时改葬汝州梁县之新丰乡。本文对位于今汝州市陵头村的赵廷美墓地进行了初步考证，首先介绍了赵廷美其人与墓园现状，其次结合文献论述了赵廷美墓地在南宋时曾称作"南坟"， 探讨了赵廷美墓地祔葬的陪葬墓情况。目前已经在史料中查到的陪葬墓数量约8座，实际上这里祔葬的陪葬墓数量约达数百座之多。收录于《藏西夏文献》的《后晋夏银绥宥等州观察支使何德璘墓志铭》主要记录了志主何德璘的家族世系及其在夏州定难的个人仕宦经历。志文对五代初年历任夏州定难节度使与志主之亲从关系及定难文职僚佐名号多有反映，为研究唐末五代夏州定难历史及其职制度的重要文物。作为逊清的天潢贵胄，旧王孙的光环一直笼罩着溥心畲。鉴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他终生讳言政治。然而，其岳父升允却是民国初年的复辟派，辗转各地煽动惑。翁婿二人时常鸿雁传书，内中不乏涉及复辟派的文字和诗句。 博物馆藏有一通《溥儒致升允信札》，为研究旧王孙与复辟派之间的关系了新史料。通过考证系年可知，该信写于1917年秋季，丁巳复辟失败之后。溥心畲在信中宽慰岳父面对挫折要守志不渝，更将升允的故友、内蒙古复辟派王公宾图郡王喻为报国孤忠。参以《溥心畲先生自述》和《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大学士前陕甘总督多罗特文忠公神道碑铭》等文献，可以分析得出旧王孙同情复辟、心系前朝的结论。同时，该信札写于溥心畲青年时期，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早期生活，也为研究其书法形成轨迹了宝贵参考。17年9月，无锡杨氏家族后裔向无锡博物院捐赠了一批家族，主要为晚清民初杨仁山先生的遗着、手稿、信件、老照片等。其中，张大千所绘《三贤图》尤其引人注目。画中三贤，除无锡杨仁山外，另两位分别是晚清民初文化人、书画家曾熙和李瑞清。这批此前都深藏于杨家，并被家族后人远携至美国，国内研究者鲜有机会获睹。本文从张大千《三贤图》入手，在考订画中人物及其关系、分析画作艺术特点以外，同时拟解决两个问题：简单描画以杨仁山、曾熙、李瑞清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人在晚清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侧面，从而丰富和拓展近现代文化史研究的相关内容；厘清杨仁山与曾熙、李瑞清的交游情况，为近现代艺术史研究有益的补充。通过对火种炉分布状况的观察、形态特征的分析、年代的考订及用途和源流的推断，本文认为火种炉的出现及消失与当时的气候因素和房屋建筑形式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火种炉兼有保存火种、取暖和照明等功能，是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早中期出土的特殊器物，可作为该地区尤其是岱海地区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之一。双关是自元杂剧、明清小说流行以来汉语中较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双关图像也在明清以降大量出现。溯及其源，学者往往以"古已有之"不加分别地对一些视觉材料作出双关图像的解读。本文首先界定了包括谐音双关和语意双关两种主要类型在内的双关图像的含义；继而考察其较为明确和广泛出现的时间脉络。在确定双关图像出现的时间下限(明代中期)的基础之上，将关注点放在双关图像可能出现的宋代。一方面，通过梳理《宣和画谱》中"三元(猿)"、"马上封侯(猴)"等 极为常见的"双关图像"个案，剥去今人习以为常的定性，只参考同时代人的命名和议论，讨论其在当时是否已普遍出现；另一方面，基于双关图像往往表现吉祥寓意这一特性，指出这一时期以图像表现吉祥寓意的主要方式并非利用双关。因此，作者认为双关图像较为明确和广泛的出现当在宋元间。根据西汉汝阴侯墓出土太一九宫式盘的铭文，结合《灵枢·九宫八风》中涉及"太一占"和"五宫占"的记载，可复原圆盘刻度的过程。判断太一九宫式盘使用方法正确与否，关键要在各种占测过程中得到合理验证。式盘铭文中的"百姓"可能指"百"；"吏"既体现出后土"犁"这一宗教传统，也兼喻"黎民"。7年，在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附近发掘了三座战国早、中期的墓葬。这三座墓东西并列，有可能属于同一家族墓。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式，葬具皆为一椁一棺。随葬品多为陶器，还有少量铜、石器、蚌器。这批墓葬的发掘，对于了解汉魏故城所在区域东周时期的城市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浙江省安吉县良朋镇上马山墓群中的第49号墩进行了发掘。第49号墩为长圆形，墩内有6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木椁墓，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和料器等。推断墓葬的时代为西汉中期和晚期，从墓葬布局推断墓主之间关系密切，结合文献记载推断第49号墩应为家族墓地。两周金文习见" "字，卫盉、匍盉铭文有"麀 "一词。本文根据" "字的形音义，从旧释读为贲。文献记载的"虎贲"与"麀贲"原本为古车上皮革类门帘等装饰物；不同等级的车配备有不同的实用或装饰物品，金文与文献称为服或车服；它标志着 身份地位的高低，有时也被用作蔽膝的名称。通过系统梳理东周王城的相关考古发掘，对东周王城城郭的认识有较大的突破。东周王城不仅存在内城外郭，而且在其晚期又于郭城之外的西南部形成一座小城，从而形成内城外郭和小城与大城南北并立的复杂形制。东周王城城郭的形成同时也有其历史背景。随着我国水下考古事业近3年的发展，水下文物出水后的保护技术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问题。为此，文物科技保护工作者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于不断被发掘打捞出水的大量文物来说，出水文物科技保护人员寥寥可数，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出水文物的科技保护面临新的任务和要求，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